“沒有親身經歷過運動員恐懼和得失的時刻，你很難說動他輸贏帶給他的東西，你只是看到，沒辦法體會到。”每年10月是世界精神衛生月，國際奧委會近日發布的視頻采訪中，乒乓球奧運冠軍馬龍呼吁各界關注心理健康，“運動員承受壓力的時刻很多，通常有心理專家或其他輔助人員提供幫助，但有的時候，信任的人，他說的話對你有用，或者不說話，就是陪你溜達溜達，通過陪伴也能緩解心理壓力”。

自2019年國際奧委會發布《關于精英運動員心理健康的共識聲明》(以下簡稱《聲明》)后，運動員的心理健康問題就屢被提及，巴黎奧運會首次為運動員提供心理健康服務，人們逐漸意識到，太陽不是永遠光芒萬丈，它也有被烏云暫時遮蔽的時刻。

10月27日于南京體育學院結束的第二屆競技壓力與心理健康研討會上，王賜月、汪周雨、許安琪、邱健等多位奧運冠軍和撐桿跳亞洲紀錄保持者李玲勾勒出了運動員真實的“心理試煉場”，競技成績的壓力、日復一日的訓練、如影隨形的傷病……“大心臟”意味著掌握非常心和平常心的切換開關，稍有不慎便會跌入“至暗時刻”。

“以前，運動員的心理健康往往被視為競技表現的一部分，或完全被忽視，常見觀點是運動員那么大壓力都承受了，心理一定健康。”作為研討會的發起和主要組織者，江蘇體育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畢曉婷表示，長期以來，各界都強調運動員的堅強和積極形象，運動員自身出于揚長避短的思維習慣，也常回避展現脆弱的一面。我們在仰望他們追求“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的同時，也應平視他們作為普通人會遭遇的種種挑戰。

“沒有壓力就沒有不斷攀登高峰的動力，運動員擁抱了壓力帶來的挑戰，也付出了身心的代價。比起對于勝負的關注，運動員自我的基本訴求也應得到關懷。”在畢曉婷看來，正視運動員的心理健康，能夠改變“心理求助就是弱者”這一陳舊觀念，有助于引導全社會正確面對心理健康困擾，有效提升國民心理健康水平，這也是對體育精神的再認識。

被捅破的窗戶紙

“窗戶紙是被現實捅破的，問題多了，人們就不得不面對這個事實。”國際運動心理學會前主席、香港體育學院高級運動心理學家姒剛彥指出，從2010年起，國際奧委會開始關注全球范圍內運動員心理健康問題，但擔心這一問題被污名化等原因，推進和發聲都非常謹慎。

然而，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加速了《聲明》的發布。尤其2018年，美國游泳名將菲爾普斯在肯尼迪峰會上公開了自己與抑郁癥斗爭的艱難歷程，包括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后產生的自殺念頭，引發了社會對運動員心理健康的廣泛關注。此后，更多運動員開始勇于分享自己的心理挑戰。

2021年，日本網球名將大坂直美因拒絕參加賽后記者會被法網罰款1.5萬美元，隨后退出法網公開賽。她在聲明中公開坦言，自2018年美國公開賽以來，她一直深受抑郁癥的困擾，而賽后記者會對失利球員的質問猶如“落井下石”。

同年的東京奧運會上，美國體操名將西蒙·拜爾斯也因個人心理健康問題宣布退賽，她表示，自己出現了“空中失感”，這會讓選手在空中失去空間和維度感，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最糟糕的情況會導致無法安全落地甚至死亡，“我認為要把心理健康放在首位”。在爭議聲中蟄伏3年后，拜爾斯在今年的巴黎奧運會斬獲3金1銀。

知名運動員的發聲讓運動員心理健康問題浮出冰山一角，2021年國際奧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33.6%的現役頂尖運動員和26.4%的退役運動員存在焦慮和抑郁癥狀。

姒剛彥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在全球范圍內，運動員心理健康保護已成為共識，然而，仍有很多運動員不愿直面內心異常的波瀾，“他們普遍認為，‘我應該陽光，應該健康，因為我是運動員，我不能軟弱’。”因此，“捅破窗戶紙”的目的在于改變認知，讓所有競技體育從業者真正認識到運動員心理健康問題的存在，并愿意支持他們尋求專業幫助，也以此為契機引導社會正確理解競技體育的風險，從而給予運動員更多寬容。

運動金字塔里的風險

競技體育常被比作金字塔，姒剛彥表示，在這個生態中，運動員面臨多重心理健康風險，主要來自競賽訓練的高度身心疲勞、連續傷病、生涯轉移帶來的焦慮，以及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找到風險點之后，我們就要進行針對性的支持和保護”。

巴黎奧運會上中國女子花游隊奪得花樣游泳集體項目金牌，實現了中國花游奧運金牌零的突破。從16年前在北京奧運會首次站上領獎臺，倫敦、里約和東京連續3屆奧運會摘得銀牌，經歷過世錦賽取得7個冠軍之后，中國花游姑娘們對于在巴黎奪冠的渴望顯而易見。但新規則的出現，讓她們只能加強訓練“追著規則跑”，隊員王賜月坦言：“當時壓力很大，備戰期的每場重要比賽，我們的目標都是冠軍。”

“可能一個動作做不好，整個隊伍的分數就沒有了，原本位居冠軍也可能掉出獎牌榜。”新規則對運動員的心理狀態提出了極限考驗，每次因自己失誤導致集體重新開始時，王賜月的自信都會削弱一分，她認真地想過“我是不是真的行？要不別拖累整個集體了”。焦慮的情緒還爆發在減重上，“原本訓練壓力就大，還要控制飲食，但體重怎么都下不去，那段時間感覺很崩潰，好在后來在教練、隊友和科研人員的共同幫助下渡過了難關”。

質疑自己，同樣發生在李玲身上。作為撐桿跳亞洲紀錄保持者，李玲曾經歷過“跳不起來”的時候，“當時有教練說，當一個撐桿跳高運動員都不能跳起來的時候，基本上職業生涯已經可以畫句號了”。

“我們要拿著很長的桿子，助跑很遠，撐桿，離開地面，整個人在空中是失控的，唯一能讓你抓住的就是那根桿。”李玲坦言，有段時間，她一上跑道就發蒙，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把自己拋到空中，當速度、力量都沒問題，熟悉的東西突然變陌生了，“多少和心理狀態有關，或許是越理解這個項目就越害怕，害怕會不會掉在別的地方，害怕失敗。”同齡選手紛紛退役，她無法向小隊員傾訴，“每天憋著，在房間里狀態很不好”。

極端的念頭一閃而過，李玲警覺地調整自己，“還有那么多好玩的，好吃的，我都沒感受過”。她立刻跑去超市買了些愛吃的，讓自己情緒好起來。后來她通過“不要去想失敗的場景，只去想自己跳得最好的那一跳”的思維挑戰以及來自團隊的鼓勵，克服了心理上的難關，“現在看好像都不是事兒了”，此后，她便對運動心理學產生了興趣，“我對運動心理學的‘膜拜’比對運動訓練學大得多”。

巴黎奧運會前，李玲卻因傷缺席了自己的第五屆奧運會，但以往的經歷已經讓她的心理彈性足夠強大，于她而言，“職業生涯的第一次大傷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成長，讓我熟悉自己的身體”“接下來我會好好養傷，重視身體的每一次反饋，當下次站在賽場上時，目標依舊是突破自己”。

在江蘇體育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磊看來，傷病是大部分運動員面臨的身體考驗，同樣是心理考驗，“需要接受運動康復治療的選手，或多或少都有心理的波動，有人看上去大大咧咧，但把擔心和敏感包裹起來了；有人心情急迫，反復問什么時候能好；還有人康復訓練到一半，突然哭了，或者轉身走了”，他表示，運動康復過程中，康復人員的心理素養和專業心理科研人員的支持對康復的效果都有重要影響。

如何為運動員保駕護航

“我們團隊已將國際奧委會發布的《聲明》翻譯成中文，得到授權并修訂了相關心理健康篩查工具，連續在部分省(區、市)開展了4年篩查工作。”姒剛彥透露，結果顯示，當前，運動員中抑郁癥、焦慮癥、睡眠障礙和飲食障礙等問題不容小覷，“心理健康篩查在預防、診斷和干預運動員心理問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需要各地方體育局參與進來”。

姒剛彥認為，心理健康篩查能在運動員出現早期癥狀時就及時介入，“無論根據專業書籍自我評估還是找專家幫你，都要有尋求幫助的意愿，但現在運動隊里面最缺的就是這種意愿”。這與心理健康素養有待提升相關，他建議，運動員、教練員、工作人員和管理人員都應該加強相關知識積累，“運動員的心理健康保護與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為運動員的身心健康保駕護航”。

揭開心理健康這個隱秘的“戰場”是否會影響公眾對運動員既有的積極印象？在畢曉婷看來，把運動員面對的心理健康困擾放到桌面上，非但不會影響他們“頑強”“堅韌”的形象，還能通過他們的經歷展現出“非臉譜化”的真人底色，并通過他們的成長經歷鼓勵更多普通人直面壓力，直面心理健康問題。

紀錄片《西蒙·拜爾斯：再戰奧運》中提到：“很多時候，大眾看到的只是運動員比賽的一面，他們并不了解運動員真正在經歷什么。”而當他們拋出心理健康問題時，面臨相同困境的人也許會意識到，被視作“陽光”代名詞的一群人也要和烏云戰斗，自己頭上的烏云看上去便小了許多。

“很多運動員天生就具備積極的思維方式，比如，有在灘涂上發現金子的能力，以及目標明確時的思維彈性：接受建議和調整的速度會非常快。這些能力可以幫助他們盡快走出心理陰霾，更好地擁抱壓力。”畢曉婷希望，當運動員“普通人”的一面被大眾看到，既能給公眾提供面對心理健康問題的參考答案，也能爭取更多的理解和寬容。